辜鸿铭 (1857-1928)：传统的守望者

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

辜鸿铭被历史淡忘了，他留给世人的记忆似乎只剩下一些滑稽的遗老式的逸闻。辜鸿铭的狂放怪诞不过是他的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赤子之情才是他的里。这种热烈的赤子情怀或许只有自幼漂泊于异国他乡的辜鸿铭才能体会得深刻，以至他后来对母国文化的投入竟如此彻底和无畏。辜鸿铭看上去是一个极端保守落后的人，尤其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作为。他拥护帝制反对民主，辩护过慈禧太后，支持过张勋复辟，甚至在生命的最后还冀望日本承担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因为他对当时中国的失望，转而认为日本是唯一保留汉唐文化并能称雄世界的国家，只是他对日本的幻想最终也破灭了。然而评价政治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现实。辜鸿铭宣称：“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辜鸿铭和当时满清顽固派的确明显不同。他对当时国人趋之若骛的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有亲身体验。对中国传统制度的维护一半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一半出于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种种弊病的深刻理解，以及他热切地相信中国文化能够拯救唯利是图，嗜血好战的西方文明。在一战前后充满悲观和幻灭的欧洲，辜鸿铭受到学术界空前的礼遇证明他的信仰是坚实的。他被认为是和印度的泰戈尔比肩的东方文化圣哲。在1915年出版的英文版《春秋大义》（又译《中国人的精神》）里，他写道：“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如此在具体生动的人性的层次上理解往往抽象的人类文明，其深刻和独到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评价辜鸿铭，“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辜鸿铭曾写道：“真正的夷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在欧洲报纸上发表文章，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清史稿》评价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辜鸿铭写道：“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毕竟本来是一介文人，并不适合政治。张之洞批评他“知经而不知权“，指他饱读经书却不懂权衡，可谓一语中的。辜鸿铭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在文化上的独一无二的成就。在近代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解读出现了动摇和分裂。在代表进步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传统原来如此腐朽病态，以至鲁迅宣称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的“吃人“，以至陈独秀号召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以至胡适之呼吁要求“全盘西化“。然而在自幼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辜鸿铭眼里的中国文化却是“温柔敦厚“，是深奥，博大，质朴，和细腻。在他游学欧洲十几年后，体验到西方繁荣的物质文明背后的冷酷，贪婪，和空虚。他相信只有和谐自然，注重精神生活的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人类文明。他曾言：“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纵观当今中国和世界之演变，辜鸿铭一百年前所发言论，确有相当的远见。 聪明如辜鸿铭，他不会不知道“重道而不重器“的传统文化无助于解决当下民族的生存问题，无助于对抗洋枪洋炮。然而在辜鸿铭的内心深处所忧虑的是更加长远的文化续绝的大是大非。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怀着“舍我其谁“的豪情，抱负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向西方人宣讲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尽管那时中国是个落后挨打的弱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文化自尊。和严复等人翻译介绍西方思想给国人不同，辜鸿铭倾毕生的心血把儒家经典里的《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了英文。他在《论语》译序中写道：“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之前主要由西方传教士和所谓汉学家不求甚解以讹传讹的解释和翻译，实际造成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哲学经典的翻译是十分困难的，许多概念如“天“，“道“，“中庸“，“德“，“诚“等，往往包含非常丰富的含义，很难从西文里找到对应的词汇。辜鸿铭猛烈抨击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为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辜鸿铭在翻译中经常引用圣经，以及歌德、莎士比亚等人著作来比较解释儒家经义。 诚然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辜鸿铭所译的儒家经典未必完美。由于翻译固有的难度，辜鸿铭大量使用意译，并以基督教思想来对照儒经。其中是否有偏离儒家本意之处尚有待商榷，但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本有了质的飞跃，确为西方人研究理解中国文化搭起一座真正的桥梁。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称赞“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往“和“来“应该同等重要。因此，辜鸿铭作为中国人向世界宣讲中国文化，开一代之先河，其功德实在无量。

辜鸿铭也许不算是冷静严密的思想家。他对传统的辩护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而且不予区分精华和糟粕，这可能部分因他为对抗当时抛弃传统的潮流和维护文化自尊的过度的反弹。他往往偏激的言行适得其反，只为他赢来世人的嘲讽。然而他之特行独立于时代，更象是一个率性的诗人和热血的战士，在国运衰微，大道不振之时，挺身而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人评说他是带着喜剧脸谱的悲剧角色，其中不知包含有多少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辛酸和苦涩。在辜鸿铭身上，无疑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感。他的悲剧或在生于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果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究竟哪里是时代的方向，哪里不过是时代拐的一个弯呢？一百年过去了，当以往的喧嚣和躁动逐渐退却和平息，是否能使我们更清醒地思考和辨别呢？辜鸿铭也许是我们重新思考的起点，以启发更多的明见和洞察。谨以此文作为纪念。